“大案不敢碰、复杂案件不敢接，怕程序出错、怕证据链不稳；民生小案办不透，人脸识别、个人信息泄露，群众反映强烈，但取证难、定性难、处置难；文书制作不规范、电子数据取证不标准、案卷质量参差不齐，离‘规范、严谨、闭环’还有差距；服务企业‘一刀切’，园区企业、街道小微企业、外资企业需求不一样，服务方式跟不上、精准度不够。”在5月25日的比武竞赛启动仪式上，上海市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处长王璐一一列举。

在比武科目上，设置了“政治思想理论、网络法律法规、网络执法文书、调查取证固证、执法办案实操”等5个科目。其中，科目五“执法办案实操”包括信息内容安全类、网络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类两类。团体赛则分初赛、复赛和最终的决赛。初赛线上考评，16支队伍选出8支；复赛分为内容类、网安类两组，进行执法案卷评查、电子数据取证、模拟执法问题竞答，选出3支队伍进入决赛。而最后的决赛则包括线上理论知识竞赛、电子数据取证演示、执法案卷和办案实操汇报、指导队员讲评、模拟执法问题竞答等。“比武竞赛不是走过场，而是要练政策把握、练证据固定、练程序闭环、练法律适用。”王璐说，“就是对着痛点来、盯着短板补、照着实战练。”

作为此次比武考核的技术支撑单位，公安部三所数安中心专门设计开发的能力测评系统，将理论知识、文书制作、取证操作、办案实务融为一体，科目设置针对性强、内容齐全，为后续常态化开展实务培训考核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让选手在法律适用、执法流程、技术支撑和应急响应等方面得到沉浸式训练，既测评了综合能力水平，也发现了短板弱项。

在总结致辞中，上海市政协常委、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互联网业联合会会长姜迅希望，真正把比武练兵成效转化为网络治理实践，围绕“保安全”“维稳定”“防风险”，积极发挥网络执法惩戒、纠偏和震慑作用，综合运用适应互联网特点的处置处罚手段，压实企业平台主体责任，实现网络空间风险防范的定点突破和靶向治理，以网络法治之力护航新兴领域科技创新发展。

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面临公用事业短缺、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副食品供应不足等民生问题。为改变这种困难局面，1986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并将增加公交运力、推进住宅建设、安排好副食品生产、加强环境综合治理等15项重点工程列为市政府年内要办的15件实事。此后，每年办好十几件使市民群众受益的实事，成为历届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来。自1986年启动以来，这一工程已成为上海民生工作的特色品牌，累计实施了1100多项民生实事项目，深刻改变了上海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

展陈中有一张1980年10月3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文章为《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工作人员刘伟介绍：“我们首次展出这份原件，‘十个第一’是上海取得的成绩，‘五个倒数第一’是问题，主要是人口密度高、绿化面积低、人均居住面积低、车辆事故多、三废污染严重等。”

聚焦重大工程、苏州河治理、城市更新、“菜篮子工程”等，该展陈多方位呈现了上海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的变化。一组住房相关的政府文件，直观体现了上海解困标准的变化。“1987年要解决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问题，1992年变成了2.5平方米以下，到1995年变成了4平方米以下，再到后面就不提具体数字，直接就是危棚简屋改造。再到今天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保障性住房建设，居住条件改善的标准一直在提高。”刘伟表示，“这些数字变化，侧面反映了实事工程实施之后，人民群众的生活确实有所改善。”

这两批开放档案展现了上海在体育、公用事业、城市建设、工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等各个领域留下的坚实足迹，是记录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例如，记载庄泳摘得奥运会游泳首金、申花足球俱乐部成立、八万人体育场建成等标志性事件的档案展现了1990年代上海体育事业的高速发展；公共交通改革、污水治理等公用事业档案反映出上海对民生保障的高度重视；1980年代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古北新区的建设档案则体现出上海在新区规划方面开展的有益尝试。

“我现在已经想通了，不再去纠结这事，准备外出务工，过好自己的日子。”前不久，面对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坪乐镇综治干部的回访，吴某已经冷静了许多，这让综治干部放下了悬着的心。此前，他因与方某产生激烈的婚恋纠纷而选择报警，出警的绥阳县公安局洋川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认为风险等级高，迅速报至洋川镇综治中心。由于吴某户籍地在湄潭县，这起纠纷按流程先后报至绥阳县综治中心、遵义市综治中心。

解决了阵地问题，如何实体化运行的问题紧随而至。为此，遵义市、县两级综治人员经大量调研后，出台了《遵义市“省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矛盾纠纷事件工单办理规定（试行）》和矛盾纠纷分流转办、研判预警、指挥调度、跟踪督办4个机制，对矛盾纠纷的受理、分流、研判、调解处置、反馈等全流程处置和全链条化解进行了明确。

2025年8月6日，正安县小雅镇三河村、东山村村民因饮水工程施工问题，与绥阳县太白镇官庄村唐家岩组村民发生阻工纠纷，因此前未开展任何沟通协调工作，双方历史矛盾再次爆发。双方所属的综治中心难以处置，最后上报遵义市综治中心提级办理，该中心多次现场走访，组织双方座谈，后又协调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处置，此事才得以平息。

遵义市各县（市、区）综治中心严格执行“1+6+N”入驻机制，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信访、人社6部门常驻，住建、卫健等部门轮驻或随驻；乡（镇）级平安法治办、派出所、司法所等机构常驻或轮驻，形成“综治中心搭台、入驻部门唱戏、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格局，让人民群众“最多跑一地”就能办得了事，办得成事。

同时，遵义市综治中心还整合法院、公安、司法、信访、妇联、住建等部门力量组建专班，建立“日收集、周分析、月研判”机制，有效落实“全链条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求，做到排查到位、化解到位。通过每日视频点调、每周会商常态化运行，实现风险识别、研判、预警到化解销号的全流程闭环管理，对登记受理的每一件矛盾纠纷一盯到底。对办结的案件，由县级、市级综治中心审核，符合条件的才算实质性调解纠纷，予以结案。

国台办发言人张晗表示，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金元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民进党当局在岛内一直高喊“自由”，却长期操控媒体、豢养网军、钳制舆论，阻挠禁限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标榜“民主”，却大搞“绿色恐怖”，滥用司法、行政等手段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大谈“人权”，却罔顾岛内民众利益福祉，一再歧视、刁难陆配群体，给岛内有关人士贴标签、扣帽子，人心尽失。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看清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的幌子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中新网“燕新台”工作室)

杨女士的母亲住在乡下，其广东电信宽带账户原本每月扣费159元，但从今年2月起，扣费突然变得毫无规律——有时多扣几十元，有时多扣100多元。后经杨女士核实，在此之前，她的母亲在电信工作人员以“回馈老用户”“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说辞下，领取了一款市场价几百元的某品牌低端智能机。“打电话问客服扣款情况，一会儿说是系统故障，一会儿又说是我母亲自己要领手机，就必须额外付费。”

消费者反映，连年轻人都分不清代理商和运营商的区别，留守老人更没有相关辨识能力，这也是导致部分留守老人被“坑”的重要原因。“营销人员在推销时往往是有‘话术’的。”罗胜道告诉半月谈记者，当老人听到“免费体验”“升级不涨价”“回馈老用户”等话术时，就容易放松警惕，并在“一问一答”间完成了所谓的“程序确认”。

——堵住监管漏洞，让违规者付出“疼”的代价。“约谈、整改、退费，对运营商而言不痛不痒。”受访专家认为，应将针对老年用户的欺诈性营销列为从重处罚情节，严格执行“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多次违规的企业和责任人实行行业禁入，“只有让违规者真正‘肉疼’，才能形成有效震慑”。陈音江、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欧卫安等专家建议，压实运营商的主体责任，对旗下授权代理商、基层网点的营销行为建立常态化抽查倒查机制，针对老年用户开通不菲套餐、增值业务的情况严格落实二次回访确认制度，从业务办理端口堵住违规漏洞。

——强化技术防线，为老年用户装上“安全阀”。广东东莞市律师协会副监事长吕新建建议，对60岁以上用户办理新套餐或增值业务强制加入“冷静期”和人工二次确认环节，禁止仅凭短信或点击即完成业务开通；开放“消费限额”功能，允许老年用户或家属自主设置月度话费上限，超限自动断网；实行“大字版账单”强制推送，重点标红费用变动项。

——引导支持消费者敢于维权、善于维权。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力维表示，基层乡村组织应多面向农村老人开展宣传，帮助提升识别陷阱的能力。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永提醒，消费者一旦发现违规扣费，应第一时间保存通话记录、短信截图、扣费明细等证据，向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12315消费者维权热线投诉举报。